序
序
近年来,随着“西洋占星学”(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现代占星学”)的大量引进及兴起,年轻的一代转而热衷于当“星星人类”,以透过星座看个性的方式来了解自己,以及应用到人际关系上。这可以说是一种时代演进上的好现象,也标志着中国的命理研究应该逐渐走向于与世界同步的境地。
其实,命理研究除了应该有的理论基础,以及实际检证上的准确度以外,更应该强调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然而,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则现代占星学在广泛地进行科际整合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心理研究法相结合的情况下,远比中国的传统命理更具有普遍化的功能,也更能论断到个人的深层心理意识。但这也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国传统命理的功能,只能说时代已经不同了,命理的诠释方式以及研究方法已经完全不同了。
但是,从目前台湾对于占星学的研究现况来看,却又不免让人感到失望。因为从整个占星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大家普遍地知道“西洋占星学”这个名称,但在实际的发展走向上,却是逐渐走向于日本式的庸俗化路线,所谈论的是星座加血型的休闲格调,以致于让许多人误解了占星学,认为占星学只是在谈太阳星座的个性而已,甚至于把“西洋占星学”等同于“现代占星学”,而忽略了占星学的现代意义,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人认为国外的命理研究,根本就比不上中国的传统命理。于是,有许多喜好研究占星学的人,认为西洋占星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谈论的,导致于完全以“果老星宗”的内涵来诠释占星学,使得台湾的占星学研究一直停留在古代式的“事件占星学”格局之中,而无法有太多的创新。
因此,有关现代占星学的推展工作,似乎已经是一件势在必行的工作了,否则恐怕我们会走向于日本式的占星学研究的两极化现象:一方面是太阳星座加血型,再加上一些相当奇怪的说法;另一方面则是同时存在着少数的专业性占星学家,以及几位具有国际性知名度的占星学家。而且这种两极化的现象,还表现在各自的发展方向上,造成专业性的占星学家逐步走向于世界命坛,而在日本国内却普遍存在着占星学的误导现象。
我们所期望于台湾的占星学发展走向,是西方式的,而不是日本式的。换言之,我们不希望有两极化的现象产生,而是希望能够把现代占星学普遍化地介绍给国人知道,使得任何研究现代占星学的人们,都可以把现代占星学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譬如说,透过择日占星学的介绍,使得人们知道择日占星学的原理,并且懂得如何自己来作择日。又例如,透过卜卦占星学的介绍,使得人们知道卜卦占星学的原理,并且在自己有难以抉择的事情时,或者
是心中有所疑问时,可以自己应用卜卦占星学来预测事情的变化。而在本命占星学上,更可以透过流年、流月或流日的分析,来得知自己未来的心绪变化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以便事先做好心理的准备或事件的预防。
然而,一切的推展工作都还只是开始而已,如果要带动到与西方一样的占星学研究风气的话,至少也要花上十年以上的时间。可是,如果现在不做的话,也许十年以后,我们仍然会只是停留在原地,或者是只有少许的进步而已。因此,我们很高兴“天星论命工作群”的成立,并且透过实际的行动来展开现代占星学的推展工作。我们不断地借助于西方的占星学推展经验,并且请教于世界各国知名占星学家的意见,同时也致力于使得现代占星学中文化和本土化。
随着现代占星学书籍的中文化的开始,往后我们将逐步地以“天星论命工作群”为基础,透过书籍的出版来介绍占星学的知识,透过占星学苑来培养专业性的占星学人才,透过电脑资讯的应用来中文化占星学电脑软体,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占星学网路进行连系,透过占星学会的组织来与世界各国的占星学会进行交流,透过与国外合作举办的占星学专题研讨会,来带动占星学走向于科际整合的方向,透过会员制的形式来创办专业性的占星学期刊,透过占星学服务网路的建立,来提供各种与占星学有关的服务与谘询。
我们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只有一个:带动整个华人地区的中国人,进行一场命理研究上的大革新,这不只是把现代占星学引进到华人地区而已,而且也要把中国传统占星学的优点和特色,介绍到西方国家。因此,我们所谓的命理革新的意涵,指的是现代占星学与中国传统占星学的整合,并且强调占星学的实用性和普遍性,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得到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应用得到的,绝对没有任何的秘诀可言。
此外,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才,能够加入现代占星学的研究行列,致力于现代占星学的中文化工作。更希望有心研究现代占星学的人们,能够把发展目标放在世界视野之上,打开国际性的知名度,而不是停留在台湾的小格局之中。
最后,本“天星论命工作群”从筹划到成立,以及整个推展工作上的规划和往后发展方向上的设计等,多亏能平、昌祥、森益、律璋、建光、正雄和大豪等几位热心朋友的彼此搭配,才能克服某些推展工作上的难题。而我们所能做到的,似乎只是提供相当有限的协助,或者是为“天星论命工作群”不断地补充新血而已。我们相信随着工作伙伴的不断增加,以及彼此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所在,必然可以很快地带动现代占星学的研究风气。
“天星论命工作群”.指导顾问
吕阳明.彭喜豪
写于台北市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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