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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之争：论天王星的发现与“共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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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berto Chislovsky
译者：安倍晴海
著名占星大师Dane Rudhyar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那就是每一颗新发现的星体都会在人类意识中得到相对应的体现。这个观点是建立在荣格学派占星学视角上的。对荣格来说，行星的影响力“只不过是人类潜意识对集体潜意识的一种感应”。
这种行为一般是通过象征性向我们表达的；该星体也被转换成了一面反射着某些特定原型模式的镜子。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理解这一点，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天王星的发现过程。
天王星虽然光线奇弱，却始终是一颗肉眼可见的行星，但是直到1781年，它才由William Herschel在自己周期性的星空观测活动中被发现。
William Herschel出生于德国，后来搬到英国，并在那里居住过20多年。其职业是乐队组织者兼指挥，对他来说，天文学只是一项业余爱好。他通常把自己的空闲时间花在设计镜子与制造反光镜上。
这里表现出了一个与天王星相关联的象征性：那就是个体在其生活年代所具备的establishment（构架）之上的创造能力与发明能力。
对于这个撒图恩性质的establishment来说，天王星的发现只不过是一个“幸福的巧合”。因为1781年，随着理性主义与科学知识的发展，以它们所谓的“因果论”，彻底否认了直到十七世纪以来还在运用着的天体和谐论与天体对应论。
直到二十世纪，这种“有意义的巧合”才被荣格的“共时性理论”所拯救。所谓“共时性”，指的是一种心理现实与物理现实间的连接，而这种连接往往通过某种象征符号来进行调节。而且某些时候，这些事件往往是独一无二的，甚至践踏了理性主义的“因果论”，并建立起那些日常生活中所谓“有意义的巧合”。
通过上面的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将它很清楚地联系到星占学中的天王星上面，因为这颗行星，从这种视角上来说，有着它自己不可更改且戏剧性的发现方式。
对于Herschel来说，由于他深受自己那个年代的影响，因而不可能有着以上所述的视角。尽管如此，在他写到天王星的发现过程时，仍然企图去捍卫这个“充满意义的骰子”（共时性的另一种描述方式），他写道：“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觉得这颗行星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只不过是一个幸福的巧合，然而，这样想很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我经常对天空的每一颗星进行有规律的观察，而那天晚上，恰恰好轮到我去发现它。”
Herschel确定了它的直径并花了几个晚上去验证其运行速度。也有其它的一些观测者们，之前就已经见过这颗行星了，但都没有去特别注意。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Herschel与其他人不同呢？他自己告诉了我们答案：“那天恰恰好轮到他去发现它。”那一天，原型的影像闯入了人类的意识面。当其它人还徘徊在浓雾中时，“一个时间中的创造行为”（另一种表达“共时性”的方式）允许他“看到了”他所“看到的”。
很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对自己发现该行星的方法论进行的否认，导致了天王星象征符号的某些特征，这颗行星最初被取名为Georgium Sidus，是一个以英皇Jorge三世的名义取的称呼，但这个名字并没有维持太久。
这一事件又联系到了天王星之后发现的特性上面：首先是它的叛逆性。天王星的发现者自己颠覆性地否认了自己的创意，借此企图得到establishment的认可（Herschel后被授予“皇家天文学家”称号，终于也达到了这个目的）。其次就是，这颗行星的“皇家”命名很快就被夺走了“皇冠”，以神话中的“乌拉诺斯”命名，并通过这个名字来抗议欧洲封建皇权统治阶层。这一点在行星象征的特性里就是“桀骜不驯”与“反抗性”。
在希腊神话中，乌拉诺斯（Uranus）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撒图恩（Saturn）摘去了皇冠，天王星发现的那一天（1781年3月13日），在星占学角度再次向我们证实了荣格的观点。神话再次重现：天王星落双子座正冲土星与火星（战争），后两者合相。天王土星都与太阳（王权）形成T三角。
这个相位不单单向我们表达了一个对抗王权的象征，也向我们阐述着一场介于科学技术知识（天王星落双子）与宗教政体压制（土星、火星相合在射手座）之间的冲突，后者企图阉割所有理性主义的企图（在巴黎圣母院中“登基”的理性女神雕像就是这场战争最好的影射之一）。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神话与星占现实之间表面性的相悖。这里是乌拉诺斯摘掉了太阳的皇权与撒图恩的Status Quo。神话所代表的，是一种“非时间性的事实”，从来没有发生却一直都没有停止发生过。相反，星占学系统代入了“时间性”（也是世上最早的数字条令），尽管如此，却始终保持着它的那种“非时间性”，正因为这样，它在古旧思想与理智思维之间建立了一条双向通道（这一点在占星学的水瓶座上得到了十分明显的体现，该星座的双重主宰（土星和天王星），新与旧的融合能力，与一个各个年代始终轮回着的Status Quo的故事）。于是撒图恩与乌拉诺斯的战争,也是一场理性秩序（撒图恩、意识、集体意识）与来源于“时间”以前的创造冲动(集体潜意识的共时性创造行为）之间永恒的战争，而且还通过难以置信的方式不断地重演着。从这个角度来看，时间（土星）来自于非时间（天王），于是，土星以柏拉图式造物主的方法，企图模仿“永恒”，并因此不断地以神话父亲的形象吞噬着自己的孩子们。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值得一提，第二个给天王星取名的人是德国天文学家Johann Bode（出生于1747年1月19日），与其星盘所表示的一样，他成为了天王星原型的代言人，天王星是他星盘中最高的一颗行星，与中天相距6°，落在水瓶座。
发现天王星那天（1781年3月13日），天王星位于双子座23°32分，与他的上升点双子座24°27分仅1°之差。
正如他的星盘所述，他与潜意识中出现的这种新特性有着一种共鸣，并摘掉了Georgium Sidus的皇冠。
对星占学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原型的范围与特性。于是，正因为Herschel恰巧且突然地被“轮到”发现这颗行星，该行星的“名”也应该反射出它的这种“质”，于是第一个名字被脱下了皇袍，并得到了它今天的这个名字。
译者：安倍晴海
著名占星大师Dane Rudhyar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那就是每一颗新发现的星体都会在人类意识中得到相对应的体现。这个观点是建立在荣格学派占星学视角上的。对荣格来说，行星的影响力“只不过是人类潜意识对集体潜意识的一种感应”。
这种行为一般是通过象征性向我们表达的；该星体也被转换成了一面反射着某些特定原型模式的镜子。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理解这一点，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天王星的发现过程。
天王星虽然光线奇弱，却始终是一颗肉眼可见的行星，但是直到1781年，它才由William Herschel在自己周期性的星空观测活动中被发现。
William Herschel出生于德国，后来搬到英国，并在那里居住过20多年。其职业是乐队组织者兼指挥，对他来说，天文学只是一项业余爱好。他通常把自己的空闲时间花在设计镜子与制造反光镜上。
这里表现出了一个与天王星相关联的象征性：那就是个体在其生活年代所具备的establishment（构架）之上的创造能力与发明能力。
对于这个撒图恩性质的establishment来说，天王星的发现只不过是一个“幸福的巧合”。因为1781年，随着理性主义与科学知识的发展，以它们所谓的“因果论”，彻底否认了直到十七世纪以来还在运用着的天体和谐论与天体对应论。
直到二十世纪，这种“有意义的巧合”才被荣格的“共时性理论”所拯救。所谓“共时性”，指的是一种心理现实与物理现实间的连接，而这种连接往往通过某种象征符号来进行调节。而且某些时候，这些事件往往是独一无二的，甚至践踏了理性主义的“因果论”，并建立起那些日常生活中所谓“有意义的巧合”。
通过上面的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将它很清楚地联系到星占学中的天王星上面，因为这颗行星，从这种视角上来说，有着它自己不可更改且戏剧性的发现方式。
对于Herschel来说，由于他深受自己那个年代的影响，因而不可能有着以上所述的视角。尽管如此，在他写到天王星的发现过程时，仍然企图去捍卫这个“充满意义的骰子”（共时性的另一种描述方式），他写道：“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觉得这颗行星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只不过是一个幸福的巧合，然而，这样想很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我经常对天空的每一颗星进行有规律的观察，而那天晚上，恰恰好轮到我去发现它。”
Herschel确定了它的直径并花了几个晚上去验证其运行速度。也有其它的一些观测者们，之前就已经见过这颗行星了，但都没有去特别注意。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Herschel与其他人不同呢？他自己告诉了我们答案：“那天恰恰好轮到他去发现它。”那一天，原型的影像闯入了人类的意识面。当其它人还徘徊在浓雾中时，“一个时间中的创造行为”（另一种表达“共时性”的方式）允许他“看到了”他所“看到的”。
很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对自己发现该行星的方法论进行的否认，导致了天王星象征符号的某些特征，这颗行星最初被取名为Georgium Sidus，是一个以英皇Jorge三世的名义取的称呼，但这个名字并没有维持太久。
这一事件又联系到了天王星之后发现的特性上面：首先是它的叛逆性。天王星的发现者自己颠覆性地否认了自己的创意，借此企图得到establishment的认可（Herschel后被授予“皇家天文学家”称号，终于也达到了这个目的）。其次就是，这颗行星的“皇家”命名很快就被夺走了“皇冠”，以神话中的“乌拉诺斯”命名，并通过这个名字来抗议欧洲封建皇权统治阶层。这一点在行星象征的特性里就是“桀骜不驯”与“反抗性”。
在希腊神话中，乌拉诺斯（Uranus）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撒图恩（Saturn）摘去了皇冠，天王星发现的那一天（1781年3月13日），在星占学角度再次向我们证实了荣格的观点。神话再次重现：天王星落双子座正冲土星与火星（战争），后两者合相。天王土星都与太阳（王权）形成T三角。
这个相位不单单向我们表达了一个对抗王权的象征，也向我们阐述着一场介于科学技术知识（天王星落双子）与宗教政体压制（土星、火星相合在射手座）之间的冲突，后者企图阉割所有理性主义的企图（在巴黎圣母院中“登基”的理性女神雕像就是这场战争最好的影射之一）。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神话与星占现实之间表面性的相悖。这里是乌拉诺斯摘掉了太阳的皇权与撒图恩的Status Quo。神话所代表的，是一种“非时间性的事实”，从来没有发生却一直都没有停止发生过。相反，星占学系统代入了“时间性”（也是世上最早的数字条令），尽管如此，却始终保持着它的那种“非时间性”，正因为这样，它在古旧思想与理智思维之间建立了一条双向通道（这一点在占星学的水瓶座上得到了十分明显的体现，该星座的双重主宰（土星和天王星），新与旧的融合能力，与一个各个年代始终轮回着的Status Quo的故事）。于是撒图恩与乌拉诺斯的战争,也是一场理性秩序（撒图恩、意识、集体意识）与来源于“时间”以前的创造冲动(集体潜意识的共时性创造行为）之间永恒的战争，而且还通过难以置信的方式不断地重演着。从这个角度来看，时间（土星）来自于非时间（天王），于是，土星以柏拉图式造物主的方法，企图模仿“永恒”，并因此不断地以神话父亲的形象吞噬着自己的孩子们。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值得一提，第二个给天王星取名的人是德国天文学家Johann Bode（出生于1747年1月19日），与其星盘所表示的一样，他成为了天王星原型的代言人，天王星是他星盘中最高的一颗行星，与中天相距6°，落在水瓶座。
发现天王星那天（1781年3月13日），天王星位于双子座23°32分，与他的上升点双子座24°27分仅1°之差。
正如他的星盘所述，他与潜意识中出现的这种新特性有着一种共鸣，并摘掉了Georgium Sidus的皇冠。
对星占学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原型的范围与特性。于是，正因为Herschel恰巧且突然地被“轮到”发现这颗行星，该行星的“名”也应该反射出它的这种“质”，于是第一个名字被脱下了皇袍，并得到了它今天的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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