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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恒星黄道

恒星版的黄道一度盛行于埃及和巴比伦地区。暂且抛开恒星黄道不谈，当代的占星家似乎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回归黄道，也有多个版本，而且每个版本都有各自的信徒。恒星黄道是根据恒星的位置计算得来，而回归黄道则由春分点计算得出。当前人们使用的回归黄道，一直盛行于欧洲和美国，它的计算方式是把春分点划为白羊座0度。它在公元前139年由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克斯发明，目的是便于天文计算。这一黄道后来又被波塞多尼奥斯，吉米那斯和克拉迪亚斯托勒密采用。因为春秋分点总是在正东方升起，正西方落下，西方天文学家相信他们在第八界面的位置是固定的，而恒星则按照岁差移动。因此，根据他们的观点，黄道应该由春秋分点起算，而不是“移动的”恒星。但问题在于，春分点应该坐落于回归黄道的第几度？根据曾活跃于公元前379年的伟大的天文学家西丹努斯的日月行进表来看，春分点应该位于白羊座第八度。这应该解决问题了吧，因为难道西丹努斯不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吗？

希腊人发明的回归黄道中春分点不在白羊座0度而在白羊座8度。这个黄道被称作是希腊式的黄道，并且盛行于希腊和罗马。在基督教时代初期，它几乎是所有占星学和天文学作家使用的黄道。它也是马尼吕斯，曼内托，和弗卡米思马特努斯使用的黄道。公元17年在Denderah雕刻的矩形黄道中的行星位置也是根据它所绘制，直到公元4世纪，希巴克斯的回归黄道才开始渐渐替代它。但在那之前，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回归黄道拥有大批拥护者，那就是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巴比伦知名占星家纳波那胡在日月行进表中记录下来的黄道。在他的表格中春分点位于白羊座10度，这恰好是其在公元前500年的经度。因此希腊人也设计了一个春分点固定在白羊座10度的回归黄道。

更早之前，还有一个回归黄道是特内多斯的克立斯特拉斯发明的，其中，春分点固定于白羊座12度；这还没完，还有一个回归黄道把春分点定在白羊座15度。阿基里斯塔提斯(公元3世纪)说：“有些（回归黄道）把春分点定在白羊座0度，有些在8度，有些在12度，还有的在15度（Isag.23）”。克伦贝拉（公元60年）说“冬天，开始于1月1日前的第八天，此时太阳位于摩羯座8度…希巴克斯说春分点不位于第8度而位于第1度，我不会受这种说辞哄骗。我追随古代天文学家莫顿和法斯特斯的观点，（Columella）。”马尼吕斯，罗马占星家，曾生活在奥古留斯和提比略统治的时代，他说，“回归黄道中有一个度数使世界转动，季节转变…..有些人把这一力量赋予第8度，有些倾向第10度，甚至还有一位作者（希巴克斯）认为第一度代表了季节的变换。”因此，在格力高-罗马时代，同时有至少五个回归黄道的版本风靡于世，每个都有为数不少的追随者。分列如下：

作者 春分点经度

Exdoxus of Cnidus 白羊座15度

Cleostratus of Tenedos 白羊座12度

NNNaburiannus 白羊座10度

Kiiidinnu 白羊座8度

Hipparchus 白羊座0度

在这些版本之中，最流行的是西丹努斯的黄道，春分点在白羊座8度。在天文学家中，希巴克斯（现代）版的黄道似乎只受到波塞多尼奥斯，他的徒弟吉米那斯，和克拉迪亚斯托勒密青睐。是阿拉伯人使得希巴克斯版的黄道在西欧广为流传。他们把托勒密的《数学汇编》用自己的语言翻译成了13本书，并称其为《天文学大成》，他们认为这是一本伟大的著作。在公元9世纪，Ishaq ben Hunein把托勒密的《四书》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摩尔人入侵西欧的时候，在那个黑暗年代，这些作品也流入了西方世界，欧洲的学者和数学家们因此开始使用希巴克斯版的回归黄道。

假如希腊的天文学家早些认识到春分点并非固定于第八界面（第八界在土星之外，是包含恒星的界面），而是沿着黄道星座以大约72年1度的速度逆行，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回归黄道在天空中不处于固定的位置，而是沿着黄道逆行，那么他们就不会使用回归黄道了。但在当时他们不知道这点，他们认为是恒星沿着星座移动，而春分点和回归点是固定的。文学硕士Rev.马克思威尔.H.克劳斯在1901年5月13日，对着爱尔兰皇家学会朗读的一篇名为“希巴克斯和岁差”的论文中说道，“托勒密显然相信希巴克斯和他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岁差的现象是由恒星的绝对，而非相对移动导致的….这些论点，加在一起，使得希巴克斯不相信春分点逆行现象的存在。”希巴克斯和托勒密共享了他们时代流行的观点，相信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是固定的，因此转动的不是地球，而是天空。但就像马克思威尔克劳斯评论的那样“如果希巴克斯和托勒密发现了春分点沿黄道逆行的现象，他们接下来就会发现地球本身是在不断运动的；但直到16世纪以后，这个现象才被哥白尼发现。”

希腊人发明的所有回归黄道，都是建立在春秋分点在天空中的位置永久固定这个信念基础之上，因为他们的黄道挂在这些点位之上，所以他们也相信黄道的位置是恒定的。不过，希腊天文学家对春秋分点在黄道位置上的看法并不一致，因为产生了多达五个版本以上的回归黄道。如果他们早点发现真理，那就是其实是春秋分点在移动，而不是恒星在移动，因此回归黄道其实是移动的而不是固定的，那显然他们一开始就不会设想出回归黄道的概念。他们会选择天空中固定的点位建构黄道，换句话说就是使用恒星定位黄道，这样的话他们的黄道就是恒星黄道而非回归黄道。

我们的基础教科书忠实地谈论了占星学和黄道的古老历史。艾萨克牛顿爵士评论道： “为了应用航海术，人们开始研究天文学。埃及人，通过观察与太阳同时升起和降落的恒星运动，确定了一个太阳年的长度，也通过其他的观察手段，确定了夏至的日期，并且将恒星组团划归为星群，这一切是在Ammon,Sesac,Orus和Memmon的统治下完成的，这是在基督诞生的一千年以前！Nicepsos是Sais的王，他在一位埃及祭司的帮助下发明了占星学；并将占星学建立在行星相位的基础上。在埃萨俄比亚入侵埃及之后，这些埃及人逃到了巴比伦，同时也把占星学和天文学的知识带了过去。”狄奥多罗斯说，“巴比伦的预言家们因占星学而出名，他们的占星学是从埃及的祭司那里学来的。”

约瑟夫斯，知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生活在基督纪元初期，他说亚伯拉罕“在迦勒底那里学习，当他旅行到埃及的时候，他教给埃及人数学和占星学的知识。”但他们用的是何种黄道呢？难道占星学的学生没有认真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那肯定不是当前在美国和欧洲如此风靡的黄道，因为直到公元前2世纪它才由希巴克斯提出。也不可能是其他的希腊回归黄道，因为它们都是较晚出现，不为古埃及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所知。那么最初的黄道到底是哪一个？现代考古学研究已经证明那是恒星黄道，即固定的黄道星座，其初始点是：

距离昂宿星35度

距离毕宿五45度

距离轩辕十四125度

距离角宿一179度

它们是恒星黄道的基准。与希腊和现代的恒星图册不同的是，图册中恒星星座的长度是不均等的，但恒星黄道每一个都是30经度的长度。它也被称为测高黄道或埃及—巴比伦黄道，它的历史就和金字塔一样古老，甚至更老，有古代埃及的天文图表可以作证。

正如艾萨克牛顿爵士所说，是埃及人发展了占星学。他们创造了黄道，和全部的占星法则和谏语。这些占星知识从遥远的过去流传到今天，被写入现代的教科书，但他们只适用埃及-巴比伦黄道，对各种希腊回归黄道是无效的。现代的回归黄道—由希巴克斯设计—和埃及-巴比伦恒星黄道在公元220年重合。但随着回归黄道的初始点—春分点—逆着十二星座的次序沿着黄道后退，以每年50分27秒的速度，这个速率被称作总岁差，它现在已经从恒星黄道的初始点后退了24度。这种相对距离的分离在梵文中称作Ayanamsa。用360度减去Ayanamsa的值，就会得到春分点的恒星经度。

永恒的问题

占星学的学生理应寻找真理，无论它在哪。他们必须认真自问，回归和恒星黄道，哪个才是最初的那个？他们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了，因为争议已经变得太大。有的人寻求妥协，他们说两个黄道都有正确的地方。但这可能吗？难道说错误构思的产物，也就是回归黄道，反而是正确的？显然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答案。有些思维不严密的人会说“我们生在7月份，太阳星座是巨蟹座，这个星座的特征与我们完全相符；难道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回归黄道是正确的吗？”然而真是这样吗？生在7月份前半部分的人，根据纯粹的实证主义，无论他们是在美国还是印度，他们的性格特征应该是差不多的。但在美国，他们被称作巨蟹座人，在印度却被称作双子座人。这里有争议的是称呼，而不是他们本身的性格倾向；但在这里称呼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指示了“守护”行星。如果称呼是巨蟹座，那传统的守护行星是月亮，而对于双子座的守护星则是水星；守护星的不同会极大地影响本命星图整体的解读，但不一定会改变卜卦星图的解读。

回归黄道的支持者宣称，从回归黄道来看，太阳进入四个基本星座的时间，也代表了四季转换的第一天，因此足以证明回归黄道的真实性。根据这一观点，白羊座是春天的星座，巨蟹座属于夏天，天秤座秋天，摩羯座冬天。如果的确如此，那太阳进入巨蟹座无论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都代表夏至到来。但却不是如此，因为对南半球来说这天反而是冬至。事实上，四季转变完全是依靠地球坐标上的赤经和赤纬来计算的，属于回归系统，与黄纬无关。然而黄经和黄纬都属于天球坐标系，换句话说，属于恒星系统。

但是，在过去50年间，考古学家在古埃及和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占星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几乎没有对现代占星世界产生影响。几乎没有哪位现代占星师了解这些发现，而知名的占星学会也不重视这些发现。正好相反，占星圈蛮横地拒绝接受这些新信息，因为它们严重地威胁了从导师和教科书那里流传下来的占星学知识。然而，有无数的占星图使他们困扰，因为他们无法正确解读这些星图，于是就发明出各种新理论，新系统，或者就像我们的前辈占星家Gadbury一样，干脆篡改了出生图的时间。

篡改出生时间

中世纪以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占星史上最杰出的一批占星家。但是，当这些占星家们发现自己有权有势的客户们的星图，无法用自己所珍重的《占星四书》《百字真言》中的占星格言解读时，他们的精神是多么地困扰啊！

官方记载明确地表明亨利八世的女儿出生于1533年9月7日（O.S.）的下午3点到4点之间，格林威治，伦敦。此时，摩羯座的中点正穿越格林威治的上升，因此土星是她的命主星。此时这颗凶星正处于落陷星座巨蟹座，被囚禁于敌人之宫（7宫）。Giuntini Junctinus正确地算出了她的出生图，将其记载于Speculum Astrologiae (Lugduni, 1583)。但英国占星家完全无法接受这出生图，因为它与占星格言所指示的完全相反。难道英国最伟大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她的命主星居然被囚禁在敌人之宫落陷吗，这太荒谬了吧！不行，不行！官方记载的出生时间一定弄错了。起码John Gadbury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毫无罪恶感地把星图的时间从下午3：30分“校正”到了下午2:19分。这样射手座的尾巴就落到了上升点上；使得光荣伟大的木星成为了她的命主星，木星入守护星座，因而处于尊贵的状态（Collectio Geniturarum，伦敦，1662）。但伊丽莎白一世的星图不是唯一被篡改的星图。马丁哈维的研究显示许多知名历史人物的星图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但是我们不应过度追究前辈占星家的错误，因为他们对恒星黄道一无所知，也没法找到相关信息。在那时，包含无价信息的楔形文字石板藏在巴比伦和尼尼微遗迹中，以及其他的巴比伦，卡尔迪亚，和亚述古城中，而它们还被埋在伊拉克的土丘下未被发掘。在那时，刻有三种语言，包括希腊文通俗体和象形体的罗塞塔石碑也未被找到，而它为破译埃及语提供了线索（在1799年被发现）。对我们的前辈来说，恒星黄道根本不存在，他们甚至没法想象这样的黄道。克劳迪亚斯托勒密声称黄道起始于春分点，在他生活的年代的确如此，而这就决定了一切，因为难道托勒密所说的，不就和神谕一样吗？的确，他们都从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里读到过岁差的内容，意识到了回归黄道星座得名于天文学星座，并且在遥远过去的某个时刻两者是重合的，哪怕如今已经相距甚远。但他们从没想到过，这些天文星座组成了真正的，原始的固定的黄道，而不是一个从春分点开始，会移动的黄道。托勒密在这个问题上连续两次重复了自己的断言（《占星四书》，I,10;II,10），这完全打消了占星家们的怀疑态度。因为对他们来说，托勒密就是占星学的祖师，所以无需怀疑。

如果巴比伦的楔形碑文和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文字中关于占星学的部分被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占星家和天文学家得知的话，那么占星学的历史将被完全重写，占星学也会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应用的尊重。这样，Gadbury和他同期的占星家们无需更改女王的生时；许多深深困扰他们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只可惜这种知识不被当时的天才们，比如诺查丹玛斯和开普勒所知，否则占星学会得到多大的进步啊！

然而，看来中世纪时期还是有一位天赋异禀的占星学者认出了恒星黄道。根据伦敦占星学会主席Brigadier R.C.Firebrace C.B.E的说法，有一位名叫AgostinoChigi的富商兼教皇银行家，是意大利Sienna省生人。他在罗马因个人喜好的缘故建了一座别墅Villa Farnesina，别墅的房间以拉斐尔学派的手法绘画的异教风格图画装裱。其中一栋名为Sala Galatea的房间里有一系列使得艺术史学家困惑不已的壁画。直到伦敦沃尔伯格学院的Dr.F.Saxl发现它们画的是Agostino Chigi出生时刻的行星排列。阿波罗与半人马在一起，象征太阳在射手座。仔细计算之后，Saxl确定了这些图画符合1466年12月1日的行星位置。Brigadier Firebrace在核实图画与行星经度时观察到有些行星经度与图画的内容并不相符。最后得到结论墙上壁画描述的是Chigi出生图的恒星黄道版。他使用的是当时春分点的黄经值，双鱼座12°43′，发现这个数值与壁画内容完美契合。（参见占星学期刊，1959年1月）

尼罗河的故事

埃斯纳和丹特拿神庙内所绘，以及底比斯高级祭祀Heter所用的黄道中，水瓶座之持水者都由Hapi神代表，他是象征尼罗河的年轻神祗，他的形象是从两个瓮里向埃及的两片土地倒水（上埃及和下埃及）。在7月份时期，这个星座在日落后升起，那时尼罗河上升，满溢的河水冲出河岸,灌溉土地。傍晚升起的水瓶座因此宣告了埃及每年一度的大洪水到来，因此这个星座由Hapi神代表，被命名为水瓶座。事实上，水瓶座被认为代表尼罗河本身。托勒密也将水瓶座和双鱼座并列为河流星座（占星四书II,7）。公元前1000年7月8日(格里安历)，天狼星在赫利奥波利斯地区偕日升。

埃及人认为双鱼座由五位一组Khonuy代表，符号是两条鱼。双鱼座在8月份日落时升起（此时太阳在处女座），此时洪水泛滥，几乎把整个埃及变成了海洋，到处都是鱼和水生生命，此时坐船是唯一可行的交通方式。

Seret（白羊座）之羊在9月份日落时升起（太阳在天秤座）。这一月正值秋分期间，洪水的水位最高。正是在这一时期，公羊和母羊被分隔开来。白羊座下方是埃及人眼中的海怪鲸鱼座，不过也可能它本应是一头河马，因为这种动物在埃及很普遍。

金牛座之公牛在十月份太阳落下时升起（太阳在天蝎座）。这一月正是牲畜配种的时期，尼罗河的水位下降，人们开始驱牛耕田。

双子座之双生子在十一月份太阳落下后升起（太阳在射手座），这一星座的名字很可能来自它最亮的两颗星北河二和北河三。十一月份的主要农业任务是播种，牧羊，和牧马。随着双子座在晚上升起，候鸟纷纷开始迁徙。

巨蟹座之螃蟹在十二月份的黄昏之后升起（太阳在摩羯座）。这月份内迎来冬至，太阳沉到了最低的位置。从夏至日开始太阳的正午高度就开始下降，从冬至日开始它又开始爬升正午高度。这一转折点被称颂为是太阳的复生。在埃及黄道里巨蟹座由圣甲虫代表，又名蜣螂。它在粪球里产卵。为了使粪球变得更加密实，它用自己小小的后腿，在烈日阳光下把粪球沿着倾斜的沙坡推向高处，再让粪球滚回原处。圣甲虫是埃及神卡布里的象征，它是创造，重生，复活，转化之神，粪球成了太阳的象征。（埃及神卡布里每天推动太阳在天空转动，类似蜣螂推粪球的过程）。因此，当太阳落下时，巨蟹座的升起不仅预示了这段时间太阳的正午高度最低，也代表太阳即将重生。

埃及，巴比伦，和密拉特的宗教都将冬至日称颂为是“太阳诞生”的日子。冬季也恰好是播种的季节。十二月份是埃及土地播种和施肥的日子。在巴比伦的天空中，巨蟹座由螃蟹Shittu代表，它是位置最低的生物之一，因为它生活在沙子下面。巨蟹座包含了一个重要星团，Praesaepe鬼宿星团，又称“牛栏”或“马槽”（巨蟹座13度），其中有两颗阿塞利星（巨蟹座14°和15°）。十二月是基督出生的月份，这与基督出生的传说呼应，因为他就是出生在伯利恒某马厩的马槽里。鬼宿星团也被称作“蜂巢”星团，在埃及十二月也是蜂群大批涌出的时候。

狮子座在一月份太阳落下的时候升起（太阳在水瓶座）。以前的文章里说过，埃及语里狮子和镰刀是同音词。正是在这个月份，引人注目的狮子座镰刀星群穿越上升点。

收割星座处女座之少女在二月份太阳落下时升起（太阳在双鱼座）。二月份的前半部分用来种花，但随着麦穗位置的角宿一在日落后升起，妇女们开始了收割的工作。这项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黄道是埃及人的发明，因为只有在埃及才会在一年中如此早的阶段，二月份就开始收割。另一项证据是七月份升起的水瓶座，预示大洪水开始。这两项证据加起来，足以使人打消怀疑，确信黄道星座起源于埃及。它也不可能是巴比伦人发明的，因为考古学家发现，底格里斯河在三月初就开始上涨，五月十日达到最高水位；而幼发拉底河在三月中旬才上涨，五月底才达到最大水位。

天秤座之天秤在三月份的黄昏升起（太阳在白羊座），此时收成的粮食被称量，储存和出售；因此天秤象征了“平衡”。

天蝎座在四月晚升起（太阳在金牛座），带来了致命的喀新风（阿拉伯语=持续50天的大风）。来自撒哈拉携有瘟疫的热沙尘暴与成群结队的蝎子席卷大陆。天蝎座的通俗文写法是一条蛇，在埃及蛇象征风，风暴和龙卷风。这是一年中最热，最压抑，疾病最多的一月。在这月间，尼罗河的水位最低，而死亡率最高。

随着喀新风退去，尼罗河变得容易通行，收成的粮食也得到了保障。此时射手座正在夜间上升，骑马的弓手是它的形象。在五月期间（太阳在双子座），埃及军队做好准备出国征战。

审视希腊罗马式星图，会发现四个连续星座，摩羯座，水瓶座，双鱼座和白羊座，都由水陆两栖动物象征。摩羯座的形象是带角的海山羊，还长了鱼尾。水瓶座本就是尼罗河之神Hapi的变形；被锁链拴住的仙女座的脚下是被绳子系住的两条鱼（双鱼座），在休憩的山羊下边躺着海兽鲸鱼座；这四个星座在夏日的六七八九月份的夜间升起，这也是埃及洪水泛滥的四个月，此时尼罗河涨过了河岸，使陆地变成海洋；黄道星座和其他星座的象征基本上就是埃及象形文字略微变形的产物。洪水从升到末的整个过程，都写在了黄昏时分的东方天空四星座的升降之中。然而它们的象征只适用于埃及，因为她是古代唯一每年在夏季的这四个月份中，要经受洪水把田野转变为湖泊这一过程的国家。

看来，广为流传的黄道十二星座的象征符号，只不过反映了尼罗河的涨落是如何影响埃及大陆的农业和水体状况。因此，决不能仅凭此就构建出星座符号。记住这点，就可以看出，将太阳天秤座生人的气质说成是“像天秤一样犹豫不决”，或将月亮金牛座的人说成“像牛一样固执顽强”，这种行为是多么愚蠢。然而，新闻和占星杂志上对十二星座的解读，大多建立在十二星座的象征符号上，因此都是胡说八道。正确解读星图的基础在于实践研究和理解星座的守护行星。

古人的智慧

现代人自负地蔑视古人的智慧，因为后者相信太阳和天体绕着地球旋转，而且地球是平的。但古人发现了水星，太阳系里最小，能见度最低的行星象征智力和语言；金星象征爱，火星象征战争，等等。这必须是特别聪明的人才能做到。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即便在有着现代的知识和科学仪器，数学大幅进步的今天，我们占星家还是远远达不到古代占星师的水准。

牛津大学的J.K.Fotheringham博士发现，巴比伦天文学家Naburiannu(B.C.500)和Kidinnu(B.C.373)的日月食时间表甚至在某些地方比现代的还要准确。的确如此，在他们的算式中，尤其是交点的计算，比Oppolzer的Kanon der Finsternisse(维也纳,1887)还准确，而后者直到近期还是这方面的权威。在我们忙着批判“旧占星学”，建立“新占星学”之前，我们必须先清楚了解古代占星学的原意。显然托勒密的“占星四书”只是对古埃及占星学的拙劣模仿；然而中世纪占星家却把他捧成了神。托勒密对开启天狼星纪元的Imhotep一无所知。那天是埃及年的第一天，天狼星在埃利奥波利斯偕日升，而且恰好是公元前2767年的7月16日夏至。

有可能托勒密见过不同版本的天体图，但他不知道这些天体图是开启新纪元的选举图，因为他虽是埃及人，却不会读埃及的象形文字。他也不知道黄道的10度一组，其实是5位一组—而这是古埃及占星学的关键。他也不知道黄道十二星座的名称源头，和行星耀升度数的由来。作为一位数学家，他太专注于推理数学和几何，却忽视了自身前辈埃及人或巴比伦人的卜卦教学，或许，他连这些教学的存在都不得知。因此，作者遍寻历史遗迹和文字记载，试图尽己所能还原占星学的原貌，并将其献给当代占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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