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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和相关宇宙定律的日趋完善，先前盘根错节的占星术与天文学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占星术依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学科，人们在需要的时候仍会向它求助。

（国王、皇后与贵妇）

占星师历来热衷于占卜灾难，从饥荒到战争，从黑死病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不一而足。例如，占星家们曾普遍预言，1524年2月，当水象星座双鱼座出现众星合相时，将会爆发史上第二次大洪灾——这场洪水将会淹没整个世界。

50多位占星师曾在100多部作品中对这种异常天象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他们也小心防范，尽量隐蔽自己。哲学家阿戈斯蒂诺·尼福（Agostino Nifo，约1473—1538）声称，尽管降水量会有所增大，但从木星对土星的支配情况来看这并无大碍，反而是一种有利迹象。同时，他也提醒人们要注意防洪。

2月份出人意料 的好天气令洛尼亚大学（因占星研究而著称的学府）的占星师们深感意外。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的预言只是在时间上出现了些许偏差，因为在这一年余下的10个月里，整个大地持续遭遇雨水天气侵袭，并伴有大风冰雹。罗马教皇为此一度进行祷告，希望减轻暴风雨所带来的灾害。

【约翰·迪伊（John Dee）】

这一时期欧洲最负盛名的占星师是约翰·迪伊（1527—1608），他同时是英国著名的航海家、制图家和数学家。这位占星师为伊丽莎白一世卜问挑选加冕的良辰吉时，随后成为女王的首席顾问。

迪伊——一位坚信数学定律是万物本原的科学家——是文艺复兴时期占星学派的中坚力量。他周游欧洲列国，曾在巴黎大学的讲堂授课。也曾在捷克的布拉格（Prague）和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ow）任职。迪伊热衷于研究星象是如何对万物产生作用的：他推断，很可能是通过星体发出的“光线”（rays）。同时，他认为，人类既然有能力测量磁力，就应当及时探明这些“光线”的本质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类身心的。迪伊呼吁人们对天文学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以确定天体的实际大小、距离和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他撰写了Propaedeumata一书，尽管此书现已残缺不全，但仍不失为英国占星宝典。

【占星术与天文学】

16世纪是众多卓越天文学家诞生的年代。现代天文学家往往极力回避一个事实，即这些16世纪的天文界前辈曾将占星术纳入天文研究体系。比如，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花费大量精力研究占星术，并在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的课堂上为这一学科正名；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藏书室里摆放着多部翻旧了的占星书籍，而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则持有自己的“天宫图书”。1594年，开普勒在格拉茨（Graz）地区教授数学之余编写了一份占星年历，预言强冷空气将来袭，土耳其人也会随之入侵奥地利：1月1日，如他所料，天气严寒（他在随后的书信中形容当天“冷得能把鼻子冻掉”）；正是在这一天，土耳其军队发起进攻，占领了从奥地利的维也纳（Vienna）到德国的新城（Neustat）之间的大片土地。

像开普勒这样卓越的科学家竟然笃信占星术。这是时下的天文学家所不愿承认的，为了驳斥这一点，他们断章取义地引用开普勒的文字，如“关于天文学（理智的母亲）怎样从占星术（愚蠢的女儿）的普及当中受益”。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开普勒的确信奉占星术，包括占星卜问和排算命盘。在1599年4月写给他的朋友兼同事乔安·赫瓦特（Johann Herwart）的一封信中，开普勒问道：“天体是如何在一个人降生时影响他的性格的？”他自问自答，“天体对人的作用就像农夫随手拿绳套把南瓜捆起来；这些绳套对南瓜的生长起不了大作用，却决定了它的形状。天体也是这样作用于人的：它们没有为人设定道德标准、增加人的阅历，也没有赋予他幸福、子嗣、财富和妻子，而是预设了他一生的轨迹……从我个人的命盘来看，土星和太阳作用于六分方位（我喜欢采用自己最熟悉的例子），所以我本人皮肤干燥多疤、身材矮小。同时，心灵脆弱，只好将它藏匿在文学的角落里；这颗心灵常常焦虑不安……”随后，他进一步详解自己的命盘。在题献给詹姆士一世（James Ⅰ）的《和谐论》（Harmonics）一书的第四部，开普勒对自己的命盘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解析。

（法国宫廷）

英法两国皇室对占星术十分痴迷，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罗马教廷。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遗孀——卡瑟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分娩时下令一位占星师伴随左右。随后，其子路易十三（Louis ⅩⅢ，1601—1643）也效仿这一做法，命占星师让简-巴蒂斯特·莫林（Jean-Baptiste Morin）近旁迎接他的儿子——法国未来的君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638—1715）的降临。后来，在路易十四的新婚之夜，占星师莫林藏身婚房帷幕之后，奉命记录这对年轻夫妇的圆房时刻，以便精准推算胎儿的性别。

【文学作品中的占星术】

17世纪，占星术的发展态势更加迅猛，风靡英格兰。撇开其迷信色彩，很少有人对占星术进行公然抨击，英格兰的权威学者名流也纷纷为其著书立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在《世界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中所做的辩说：

“如果我们承认上帝为万物带来生机，将清泉注入冰冷的大地、岩石和矿石中，这股清泉滋润万物的同时也净化了人间，那么，为什么还要否认美丽星辰的力量呢？尽管星辰众多，数不胜数，但切不可轻视它们，因为上帝法力无边，每颗星辰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优点和作用。”

莎士比亚创作戏剧不仅仅是为了博得同行的好评，也是为了娱乐大众。为了使作品通俗易懂，他运用了大量的占星笑话。他认同现代占星观点，认为星体为人指引方向，但并没有强加于人：“错不在命运星辰，亲爱的布鲁斯特，而在我们自己，我们都是些无名小卒。”那些声称莎士比亚敌视占星术的人也许没注意到这一点：在他的剧作中，公然诽谤占星术的全都是一些反面人物。

【西蒙·佛曼（Simon Forman）】

莎士比亚极有可能认识同时代最成功的占星师西蒙·佛曼（1552—1611）。莎翁在银街（Silver Street）的房东蒙特乔伊太太是佛曼的顾客，佛曼在环球剧院（Globe Theatre）观赏莎翁戏剧后也写有一本观剧记事簿。佛曼是一位医生，同时作为占星师，他也为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占卜，包括富有的商人、船长、贵族以及平民。前来问卜的人还有艾塞克斯伯爵夫人和伊米莉亚·拉尼尔（Emilia Lanier，很多人认为他就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黑肤女士的原型）。

浏览他留下的档案文献，人们会发现，自从伦敦斯特兰德大街（他的住所）开业以来，他一直坚持将案例记录下来，包括形形色色的占卜问题，比如，卜问丢失的宠物、被偷的财物、妻子和情人的忠贞、一位女子是否会怀孕或者她的丈夫会不会因为偷窃而被处死。

佛曼生性风流，常运用占星术满足个人私欲。通过绘制女性顾客的星盘，他排算出她们易受诱惑的时间。也许是因为他风流倜傥，也许是因为他推算精准，佛曼屡屡得手，很少有女性顾客能逃脱他的引诱。

图1：这本15世纪的科学手抄本，囊括多篇文章，内容涉及医药学、日历编排、星体预测以及对人间世事的卜问。

图2：西班牙大帝菲利普二世（PhilipⅡ）听从占星师建议，没有前往英国拜访女王玛丽一世（Mary Ⅰ），因为占卜显示这位皇帝的英国之行将凶多吉少。

图3：约翰·迪伊，热衷于占星术物理相位的研究

图4：约翰尼斯·开普勒，被誉为伟大的天文学家，但时下的天文学家们往往对他的占星兴趣避而不谈。

图5：威廉·莎士比亚，的剧作多次提到占星术、命运以及自由意志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图6：16世纪末伦敦暴发大瘟疫，在此期间，身为占星师和医生的西蒙·佛曼留守城内，收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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