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部分 中国篇
对于这29次连续记录的可靠性，学者们都无异议。但是对于上表中的前三次记录，有的学者觉得尚不能完全肯定是哈雷彗星的记录。因为古人也记下了许多别的彗星的出现，而有些彗星是“非周期彗星”——它们沿着抛物线或双曲线的轨道运行，在靠近太阳时峥嵘一现，从此永不回归，那就无法验证古代的有关记录是哪一颗彗星了。对于这三次记录，这里采纳了张钰哲研究的结论，他认为这三次记录都很可能是哈雷彗星的回归记录(他对武王伐纣之年那次彗星记录的考证已见本书导论五)。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死于动乱)。《左传》文公十四年。
彗星出现后三年，宋昭公被宋襄夫人指使的凶手杀害，以便让公子鲍登上国君之位。公子鲍是早已年老的宋襄夫人的年轻情夫，这场祖孙辈之间带有乱伦色彩的恋爱是春秋时代有名的丑闻之一。
七年后，晋灵公被赵穿杀死在桃园，这是晋灵公昏庸无道招致的惩罚。
四、彗星从何而来?
如果木星“失次”，即运行中偏离了历法所预先推算的轨道(这实际上当然是推算方法尚不完备，对行星运行中的许多变量尚未掌握之故。但古人不这样认为)，那么根据木星的进退和方向，三个月后将会产生不同的奇异天体：
进而东南，生彗星，
退而西南，生天枪。
还有一些古代星占学文献认为彗星是由行星之“精”变化而来，例如：
这“气”如何见法，也有一定之规：每颗行星之精“将欲为彗”，就会先在日旁出现气，不同行星有不同颜色的气：
火星：赤气
水星：黑气
这当然还是依据五行五色之说臆想出来的，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可言。古代中国的五行之说，在学术上的主要功能是用以构造出一个在内部可以言之成理的阐释—表述系统，至于与外部真实世界是否符合，常被置之不论。
彗星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星占学意义，以及他们如何对待彗星的出现，必须通过一些具体的星占事例方可深入理解。先看《左传》中所记有不应验预言的那次彗星星占，此事牵涉到鲁、郑两国的三位星占学家：
这年冬天，一颗彗星出现于心宿二(天蝎座α)近旁，彗尾向西延伸到银河。申须认为：天象总是人间事变的征兆，而这次彗星出现兆示的火灾。这是由于彗星出现处的那颗著名恒星“大辰”，即心宿二的名称上附会联想而来的——心宿二又名“大火”(《春秋公羊传》上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梓慎的预言更加明确：火灾将在宋、卫、陈、郑四国发生。
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到此为止，预言都是应验的，但此事还有下文。大火之后，裨灶又预言：郑国将再次发生火灾。他再次向子产要求用玉器祭神，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但子产仍然拒绝。尽管旁人都主张听从裨灶的意见，子大叔甚至说了“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宝器用以保民，若有火灾，几乎会亡国，玉器若能救亡国之祸，你有什么舍不得)”这样义正辞严的话，子产却坚持不批准裨灶的请求，他的理由是：
结果是，没有祭神，第二次火灾也未发生。裨灶预言失败，子产获得胜利。在这次事件中，子产特别值得称赞，他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应该视作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名言，而指出星占预言的应验只是“多言或信”，也洋溢着现代科学的气息。
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要派人祈祷以求消灾)，晏子曰：无益也，祗取诬焉(只会带来欺骗)。天道不谄，不二其命(天道公正，不可能使之变更成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如有秽德，靠禳祈也无法挽回)?……公悦，乃止。《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在中国星占学理论中，彗星最基本的属性或意义，可以说就是“除旧布新”。下面的星占事例特别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犯天棓，八十余日，至汉而灭。太宗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灾咎之应，将在何国?朕甚畏之。尽情以言，勿有所隐!《魏书·崔浩传》。下一段引文同此。
崔浩是太宗的亲信重臣，又是当时的星占学名家，在此之前他曾作出过一次被公认为非常成功的星占预言，名动朝野，所以群臣推举他回答皇帝的垂询。崔浩说：
崔浩引据史事，指出昔年王莽篡汉之前也曾有彗星出现，由此预言东晋重臣刘裕将要篡夺皇位，东晋将要灭亡，这就是彗星所兆示的事变。对于崔浩这番预言，众人都无异议，太宗也“深然之”，不过当时他们心里未必全都信服其说。
在这次星占中彗星的主要意义仍是“除旧布新”。站在东晋立场上说，这无疑是亡国之祸，不吉之至；站在刘宋立场上看，则就成为“除旧布新，扫去凶殃，更立明君，天下大昌”的大吉之兆了。
|